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普遍地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梦，共产主义思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走俄国人的路”渐成时代潮流。陈独秀、李大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因为五四时期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遭到逮捕，出狱后他一度南下上海，后又到武汉演讲宣扬社会主义。北京政府对此十分恐慌，有意对他再加迫害。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两人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离京前往天津。就在这一路上，两人兴致高昂地谈到了建党问题，觉得应该把分散在全国的共产主义力量集中起来。

陈独秀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上海。上海在当时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学术重镇。来到这里的陈独秀如鱼得水，不但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实践，还参与校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也在李大钊的引见下，南下上海来见陈独秀，又一次和他谈起了建党之事。陈独秀非常激动，因为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6月的一天，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几个来到位于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正在家里等着他们。五个人坐下，陈独秀立即把建党的事提了出来。大家都说好，只是党名该叫什么，谁都拿不定主意，只能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来，陈独秀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李大钊，经过商议，最后定名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就此成立了！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设，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他是来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的。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柯尔斯基，也同期到达。马林在了解了上海发起组所做的工作后，就建议大家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陈独秀已于半年前赴广州办教育，当时在上海主事的李达、李汉俊在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给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写信，请各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等各地党组织代表全部在上海聚齐，中共“一大”最终确定在7月23日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一大”会场就设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那里是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家。参加“一大”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这十三个人，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早期党员。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任记录，李汉俊、刘仁静任翻译。

23日晚上，中共“一大”开幕，马林、尼科尔斯基分别发表了热情的致词，代表共产国际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代表们具体讨论了会议的任务和议程。次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交流汇报了本地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情况。接着休会两天，推举李达、张国焘、董必武负责起草中共的纲领和工作决议。在随后的三天里，与会代表则对纲领和工作决议草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切进展顺利，可是到了7月30日，竟出现了变故。这天晚上8点多，除了周佛海因病未到，其他代表都如约来到李公馆继续开会。突然，一名陌生中年男子闯入会场，借口“找社联的王主席”，扫了大家一眼后，又匆匆离去。代表们不由得警觉起来，马林建议立即停止会议，并要求大家迅速撤离。大家纷纷起身，只有陈公博执意留下陪伴李汉俊。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和侦探包围了李公馆，楼上楼下搜查了两个小时。幸亏李汉俊应对从容，党纲草案又被涂改得很潦草，才未引起巡捕的注意，化险为夷。

而此时，脱险的其他代表正聚在李达家，商量下一步的安排。见大家都愁眉不展，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她家乡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大家认为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代表们分为两批，以游客身份前往嘉兴。只有陈公博因在李公馆受到巡捕盘查，后来回到旅社又遭遇隔壁房间的凶杀案，精神受了刺激，匆匆离开上海，没能与会。

7月底（或者8月初），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由此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