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局面的遵义会议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气焰日益嚣张。他们在上海囤积兵力，直接威胁南京和整个东南沿海地带，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此种局面非但不御外敌，还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共产党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围攻。从1930年到1934年，国民党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红军也相应地展开了五次反“围剿”。虽然红军屡屡取得战斗的胜利，但却在蒋介石第五次大举来犯时，失利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的一栋两层小楼、当时的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原来，1934年10月中旬，由于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和不懂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不得不进行大搬迁——中央红军、整个红色政权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当时，八万多红军战士奉命从江西瑞金、福建汀州等地集结到江西于都，出发长征。博古和李德这时候又犯起了逃跑主义，还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行动，挑着、扛着、抬着文件、兵工厂机器、印钞票机器、文化课本等等。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你拥我挤，闹哄哄、乱糟糟。

国民党派出了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的“追剿军”，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堵截红军。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最后一道湘江封锁线。本来，由于国民党的湘、桂两军间有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红军先锋部队得以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是，带着坛坛罐罐的红军部队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而这时湘、桂两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固守渡口的红军为了掩护其他部队渡江，牺牲惨重。血战四天，主力红军虽然渡过湘江，但部队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事实和教训，使红军部队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在毛泽东的争取下，也开始改变态度。长征开始后，被“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结合现实情况，向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与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深受启发，并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因已预判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早就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尾追和堵击的敌军，这才得以在遵义休整十多天。

此前，在到达离遵义不远的地方的时候，王稼祥就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如何？”毛泽东立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于是，王稼祥分别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商量，大家都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

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会场的气氛却比火盆还热。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则尖锐地批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换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朱德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和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经过激烈争辩，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纲领和意见。

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总负责人，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如遇神助，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灵活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奔袭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后，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在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吃着野菜树皮，翻过人迹罕至、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越过野草丛生、沼泽遍布的大草地，攀登悬崖陡壁突破天险腊子口……1935年10月，在纵横十一个省、走过二万五千里艰苦长路后，中央红军终于胜利到达了陕甘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