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勇赴“重庆谈判”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得到和平与民主。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面临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人民所愿，一种则是爆发内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抛出与共产党“和谈”的烟幕弹，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做好军事部署，同时又争取有利的舆论，混淆视听。

于是，1945年8月14日、16日和23日，蒋介石三次给延安发电，邀请毛泽东赴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毛泽东决定亲自率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周励武、罗伯伦两人几天来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两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认定毛泽东不会也不敢来重庆，便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调兵遣将，抢夺东北、华北地盘。所以，当毛泽东真的出现在重庆时，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国民党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赴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等到达重庆时，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够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做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具体谈判则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蒋介石对待这次谈判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而“政令军令之统一”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

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会有任何“迁就”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也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准备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做出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让步。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图仍然是通过战争来削弱直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6年上半年，蒋介石利用与共产党谈判签订停战协定及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二十二万人的军队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接着就大举进攻华东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