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叙

苏子曰：“古之帝王皆圣人也，其道以无为为宗，万物莫能婴之。其于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热；其于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如窃脂之不榖。不学而成、不勉而得其积之中者有馀。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遗书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天地万物犹将赖之以存，而况于人乎？自三代之衰，圣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驰骋于喜怒哀乐之馀。故其发于事业，日以鄙陋，不足以睎圣人之万一，虽春秋之际，王泽未竭，士生其间，习于礼义而审于利病，如管仲、晏子、子产、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于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尝言；孟子知其一二，时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迟及于秦汉，士益以功利为急，言圣人者皆以其所知亿之。儒者留于度数而智者溺于权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一时之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余窃悲之，故因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僃论其故。呜呼！由数千岁之后、言数千岁之前，其详不可得矣；幸其犹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为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