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品

《西游记》、《禹鼎记》、《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吴承恩的诗文多散失，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

人物评价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长兴县志》：“性耽风雅，作为诗，缘情体物，习气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辞微而显，张文潜后殆无其伦。”

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

李维祯：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

陈文烛：“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李维桢：“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向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中人之好，从来久矣。天下方驰骛七子，而汝忠之为汝忠自如。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

作品特点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与他们相近，“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世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此论则比何﹑李通达得多，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明诗综》四十八谓其诗‘习气息除，一时殆鲜其匹。’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在诗文创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吴承恩的诗文“率自胸臆”“师心匠意”，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这与《西游记》赞扬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何其相似？

《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赠卫侯章君履任序》道，“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其何以为之哉？”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腐败的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

百回本《西游记》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啊！他的《陌上佳人赋》堪与陶潜《闲情赋》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其《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狂傲不羁，并自称“淮海竖儒”，“蓬门浪士”。

他在《花草新编序》中说：“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纎并奏，郐曹无间于齐秦。”强调文学创作的实绩，重视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丽”，美也，艺术形式美是其价值之所在。这就突破了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观，独树一帜，倡导文艺创作的“情”“挚”，追寻“奇”“丽”的艺术风格。他在《范宽溪山霁雪图跋》中强调“真趣”“意象如生”；在《题沈青门寄画海棠用东坡定惠院韵》中高倡“真趣”“独绝”，虽是题画诗，却显见其鉴赏旨趣——“意先足”、“奇赏”、“绝流俗”、“传神”、“真淑”等。在《序技赠写真李山人》中又强调“情趣”“真趣”，与后代公安派、李贽的文学主张何其相似。

1529年（嘉靖八年），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人到中年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

1551年（嘉靖三十年）吴承恩接任河南新野县知县。修建行台察院，尊经阁，增修儒学，表彰贞节，兴办水利等德政事迹。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周游湖南新化（古梅山）卖文写书为生。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终因受人诬告，“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活了大约83岁，晚年在贫穷中逝世。

吴承恩喜读稗官野史、志怪小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做诗文下笔立成。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

他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才得以正式创作《西游记》。

为编著《西游记》，吴承恩远涉名山大川，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素材。吴承恩曾经写过著名诗篇《二郎搜山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