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作品

原著

翻译

创作特点

主题思想

生命意识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主体精神的无限扩张，使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成为无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体精神在向宇宙的无限伸展中必然导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对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崇拜和赞美，向读者展示了郭沫若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他用生命现象所显示的生命冲动和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否定现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表达对生命发展进化的追求。

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对人和自然永恒关系的探索与构想，对表现自我的审美方式的选择，吸收、融合了泛神论思想的某些观念似乎已成定论。而“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的命题的生发，更是他泛神论思想的宣言。他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泛神论从肯定神出发，最后归结为对神的否定，认为神即自然，无所谓超自然的创造一切的拟人化的神或权威存在。郭沫若宣称“泛神便是无神”“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作为神之表象的“自我”与自然万物一样有生有死，人只有到了“无我”，即去掉一切“私欲”之后，才能与创生万汇的本源天、地以及周围存在着的“生动着的力”即宇宙本体相暝合，才能达到“永恒”。郭沫若认为人要超越自我，将自我的生命、精神、人格、情感具象化到每一件事物和整个宇宙，把宇宙的本质看作是自我的本质。在这宇宙与人的同一中，感性的个体，有限的自我从而获得时间的永恒与空间的无限，这样生命哲学与泛神论两种学说在郭沫若这里得到天衣无缝的糅合，生命哲学所竭力张扬的生命力“生动着的力”，便是泛神论创生万汇的“实体”“神”，强烈的生命意识促成了他“我即是神”以及“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等命题的生发。

民族生存

郭沫若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激情一开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但他这种明显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导引到一种悲剧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个性解放为主体的个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局限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里应运而生。他抱着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所谓“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宣扬一个真正的“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的追求与生命价值观，即当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社会理想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现实黑暗势力发生冲突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个体的肉体生命虽然消失，但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气概与崇高的人格却可以与天地并存。这正是郭沫若笔下英雄性格的特质，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郭沫若的作品在对现实的抨击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静成熟的睿智和对历史反思的沉蕴。

艺术特色

结构艺术

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中用心别致，一开始就已牵动观剧人的眼、耳、心。戏剧结构通常有多种组织安排方式：或用开放式、线条式，或用闭锁式、团块式，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追叙，或明写，或暗写，或详写，或略写。同时，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结构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外，力求剧作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具有突出的艺术性。他充分吸收诗歌的抒情性，但不忘叙事性诗歌同样可以呈现事情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巧妙地将抒情诗作为联结戏剧情节的显性线索。例如，《棠棣之花》剧中的诗歌所构筑的诗情结构庞而粗，郭沫若将艺术心力更多的投注在戏剧情节的铺排，逐渐细而密而新；《高渐离》颇费筹谋地使情节复杂化，为充分营造剧目节日歌舞气氛，巧妙地把《广寒宫》中《张果老歌》和《牛郎织女歌》插入，先乐后哀，结构安排出其不意；《虎符》中，郭沫若表达了飒爽倜傥的人文情怀，剧本情节结构也不再单一，显示出强烈的主观特色，暗含一条创作者的情感线索。

自由表达

郭沫若的戏剧与诗歌自由无拘，从未照搬他人的观点枷锁强行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形式方面主张“绝端自由，绝端自主”创作主体才能真正抵达自主。这种自由灵活的观念与史剧的情味抒发紧密连结在一起。郭沫若的历史剧中的抒情诗特色不仅是指其中的短歌或者是小诗，而且还指其中散文的诗或是诗的独白。散文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剧产生有机化合。郭沫若尽最大可能将古代精神翻译移置到现代，再解读再解释。所以他在史剧结构和语言形式上得以发挥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随意绪的流动对历史精神进行新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采取随意的语言来吐露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这是抒情诗和叙事诗所不能传达的内发情味。郭沫若的创作中，现实与宇宙、个体与集体、波澜与烈火、柔软和坚硬以自然渗透的方式沉淀于郭沫若史剧自由体例诗歌内部，使得这些自由意义上的诗歌在审美追求方面远远超过想象力匮乏的平庸之作。没有预先设定的句式与格律，一任心迹的流淌，加之自主精神的闪光和打破传统言说方式的自由表达，多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史剧中的自由体散文诗加速了剧作者净化式情感的疏放，实现了内在主体精神与外在自由形式的合并。

独白艺术

郭沫若的独白艺术有火山式的热烈独白与冷峻雷电式独白。火山式的热烈独白往往是在自然情境下生命能量的表现，因此也就成为最真实的语言。没有现实条件的束缚，没有政治任务的羁绊，只有无限制的精神自由。独白的产生有赖于作家完全耿直淡白的心境，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抹去一切虚饰与雕琢，还原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以火山为意象的独白，语言翻涌奔腾，似人体血液似火山熔浆滚烫热烈。火山式独白可以说是郭沫若“生命写作”“诗学观语言层面的直观写照。而冷峻雷电式独白强调与雷电同化，雷电的犀利力量由内而外生发出来，郭沫若笔下的雷电独白给予语言积极向上的动感，以求全剧气氛统一生发对怪力乱神的泄愤，以及对自然和神灵的叩问。

语言艺术

郭沫若是善于寓诗情于史笔的诗人，他中国传统诗歌在语式上，采用简短的对仗式诗句反复，以此达到抒情效用。郭沫若早期的剧作诗歌创作，将诗歌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内部结构的一部分。他不吝惜笔墨似的将成段成段对仗反复的短句引用入作品，或者说是郭沫若为了故事题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素材的多样性、故事内涵的多重性，别出心裁地用诗歌来反映投射。因此，郭沫若的作品有回环复沓、对仗整齐、内容直白、情感热烈的艺术效果，喷涌着惊心动魄的情感力量。

人物形象

屈原模式

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历史诗学观的指导下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合理性的虚构”。不过郭沫若首先选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作为主人公，比如屈原、夏完淳。屈原模式是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寻根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文化选择。郭沫若史剧，似乎每个人物都饱含诗情，一下子就能喷薄出自然的诗作，一般读者大多会认为这是诗人完全不顾及角色和人物自身性格，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郭沫若将浪漫派对纯洁人格的想象和乌托邦理想融到一起，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他将诗、史、诗人三者等同了起来。屈原模式下的史剧人物就是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和追求，除了天才诗人夏完淳，信陵君、段功都是屈原模式的体现者。

女性形象

郭沫若不但在描写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时运用了许多韵文和散文式诗歌，而且刻画次要人物时也带有一些诗意。郭沫若是个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史剧中人物形象往往毫无瑕疵缺陷，是乌托邦想象中理想人性和品格的映现，尤其是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无惧死亡，面对邪恶力量“从献身中得到永生”，彰显着郭沫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盼”。女性配角的主动献祭与主人公的不幸罹难构成相反的戏剧张力。相比郭沫若刻画的男性主人公，虚构出的一系列次要女性人物似乎更具古典气质和现代意蕴，在性格特点上更加丰满真实。婵娟的存在于郭沫若看来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是屈原辞赋的具象化，是与恶势力抗争后逼至绝路的美德化身。

侠士形象

郭沫若史剧中的侠文化内涵彻底摒弃摆脱了传统侠的“义利观”，只有尚武有力、富有正义感、毫无自私自利心的侠客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游侠。郭沫若将审美视野置换到传统社会中一些为国为民的奋勇游侠身上。他们藐视权威，反抗束缚，任气尚勇，彰显一派侠者风范，大是大非面前试图以一己之身力挽狂澜。虽不成功，这一行为意识超出传统侠观念的狭窄性局限，突破了历史上只为知己而死的简单化侠客思维。浓厚的诗味将儒家“仁道”精神融注到侠文化领域，这就使得郭沫若笔下的游侠实行的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不再只是一己斗狠，争强好胜的草莽匹夫。

人物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邓小平：他（郭沫若）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中国当代作家巴金：他（郭沫若）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中国现代作家马识途：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来，在和一些作家和学者谈到郭沫若时，似乎总感到，有些人说到郭沫若，表示一种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气，甚至带着几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传来某些学者类似的声音，甚至颇有点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认识郭沫若的问题。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什么完人，伟大的人物更无例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瞿林东：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

历史学家余英时：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

早年生活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

1897年，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师从沈焕章，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等传统经典的同时，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这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诗歌创作，文化理念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但受到处分。

1911年清帝退位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但并未就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开始接触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三叶集》出版；同年，完成译作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1922年3月15日，主持创办的《创造季刊》问世；同年，译著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完成。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同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与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同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

1925年，历史剧《聂嫈》、论著《文学论集》、组诗《瓶》发表。

1926年-1927年，任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流亡日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撰写散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但因此受到通缉；8月1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开上海，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警方监视；同年，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创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确认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梢，西周是发展到奴隶制度的社会；同年，翻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发表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同年，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包含了关于韵读、诠解字词、行款及释读方面的研究；同年，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

1932年，完成论著《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完成论著《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其中，《卜辞通纂》是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作品。

1934年，完成论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西周分代、东周分域的方式收录了三百多篇铭辞拓片和摹片，这是标准的史料整理和著录；同年，翻译《生命之科学》《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完成历史小品集《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归国抗日

1937年，完成论著《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

1938年4月，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39年，论著《石鼓文研究》出版，该作品搜集《石鼓文》拓本复原和考释《石鼓文》的十首四言诗，考证出《石鼓文》的产生时间是秦襄公八年。

1940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任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完成论著《五十年简谱》；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

1942年1月，完成历史剧《屈原》；2月，完成五幕历史剧《虎符》，该作品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该作品讲述明末夏完淳抗清事迹。

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品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国共和谈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同年，论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夏，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同年，论著《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完成论著《少年时代》、自传《革命春秋》《天地玄黄》。

新中国时期

1948年，完成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该作品讲述作者武汉会战时期的经历；年末，赴东北解放区出席新政协会议。

1948年，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究研会理事长；5月，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获前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1952年2月，论著《奴隶制时代》出版，该作品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同月，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0月，参加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完成论著《屈原赋今译》；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同月，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

1954年，完成论著《管子集校》；5月，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6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同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完成诗集《访日杂咏》。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17卷本文集《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11月，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同月，获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

195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59年2月，完成历史剧《蔡文姬》，该作品一反历来把曹操固定成为白脸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写出了他重才举贤、治国韬略，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贡献。

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月，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外国院士称号。

1961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同月，论著《文史论集》出版。

1962年，作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1963年，诗集《东风集》《蜀道奇》出版。1964年7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越南；同月，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同年，论著《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出版。

1966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1968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北满城汉墓。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同年，当选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2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尼泊尔；9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开罗参加纳塞尔葬礼。

1971年，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3种学术刊物。

1972年，《甲骨文合集》恢复编辑工作，任主编；同年，当选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

1977年，诗集《沫若诗词选》出版。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同年，文集《沫若剧作选》出版；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遵照生前意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骨灰作为肥料撒在大寨肥田。

婚姻

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告别了安娜。1937—1949年，安娜一个人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孩子。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结婚。

子女

与佐藤富子

长子郭和夫，1918年出生，中国有机化学家、石油化学家，1994年9月13日，在因公赴外地科研考察途中突发脑出血逝世；次子郭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三子郭复生，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四子郭志鸿，1932年出生，当代钢琴音乐家；长女是郭淑瑀。

与于立群

长子郭汉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2010年6月5日5时在北京逝世；次子郭世英，曾入读北大哲学系，在西华劳动时期去世，年仅26岁；长女郭庶英，曾任北京市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总经理，曾出版《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次女郭平英，1946年8月生，四川乐山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兼郭沫若纪念馆馆长；三子郭民英，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自幼喜好文艺，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7年无预兆而自杀；四子郭建英，毕业于清华大学，指挥、音乐翻译评论和音乐活动家。

侄子

郭培谦是郭沫若的侄子。1962~1963年，时任乐山县副县长郭培谦作为主管负责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乐山大佛的首次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