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国·当代] 傅敏
(1937-)
外文名:Fu Min
籍贯:河南林州
傅敏,1937年出生于河南林州,是著名翻译家傅雷次子。傅敏是特级英语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1937年出生于太行山区红旗渠的故乡——河南林州。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少。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摇头!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胳膊拧不过大腿。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
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才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被父亲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说出答案。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式”……
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学骨干使用。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子有两下子。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
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爱着小蓉。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蓉写了回信。信寄走了。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于是,他又被增加了一项新罪名,就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边流过的。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
(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七中教英语。刘凤梧,时为北京七中校长)
寒暄完毕,傅敏直接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留居异乡)。离婚了,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
刘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傅敏真的不当任何“长”,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
我感到奇怪:1962年,当他分配到中学教书,曾经大哭一场。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从中学里调走,他为什么深深扎根在中学里,与老师、同学情投意合,永远不愿离开中学教学岗位?
他笑了,答道:“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精神。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每年“九·三”我都会大哭一场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傅雷家书》,他的名字几乎不太会被大众所提及。但是在小时候,傅敏也和傅聪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受母亲疼……如今的傅敏已经从中学退休在家养老,年轻时,他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乡话,真可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傅聪1948年起在昆明读中学期间,傅敏随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不过,对自己的子女,他就不这么慷慨了。我这一生就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当时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东师大一附中),成绩不是最好,所以进不了优等生班,于是我母亲出面与杨滨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打这以后我不再游手好闲了,开始认真读书,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傅聪在离开祖国前,一家子都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伤心的,“因为哥俩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傅聪比我大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因为从小与傅聪一起长大,所以傅敏也没有失宠的感觉,但傅敏仍想不通父亲为何看人如此准确。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和兄长一样与父母离别。“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住更多的锻炼。他在那时期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且鼓励我克服当地的困难。”尽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会回家一次,但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了。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进了一所中学教英语。“这所中学的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为什么会分配进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没有人敢要我;二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也没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从市里面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我自己写。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这是父亲和我讨论最多的问题。”
与父母见的最后一面是发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亲。1966年,身为教师的傅敏隐约预感到自己的身份总会出事儿,有一天晚上,他含着泪默默地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扔进火炉烧了。“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通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傅敏记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封家信:有一次,刚刚上岗的傅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加进一段自己翻译的作品。没想到他接到父亲的来信扎扎实实的十一页纸,其中不仅有对傅敏的鼓励,还详细地指出傅敏翻译中的诸多错误,分为语法、词汇和理解能力等几部分,洋洋洒洒让傅敏惊讶父亲的博学和热心。“他身前对事不对人,在以前三联版的《傅雷家书》中,有许多XXX,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钱钟书、老舍、茅盾都被他写进过批评名单中。”傅敏说道,其实傅雷对知心朋友非常好。“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最后告发他,而且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昨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傅敏说到这里,深恶痛绝。“‘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傅敏说,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去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呢。”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这其中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回来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当时没有把信烧掉,父亲和傅聪的来信相对来说还是精彩一些。毕竟,他和傅聪有更多共同的语言,音乐是最主要的。当然,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财政等问题也是抓得很牢的。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亲在我恋爱时候写给我的信——该如何把握感情问题。”
傅敏老老实实地在一所中学里教课,退休前的职称是“特级英语教师”。他时常回忆着父亲身前的点点滴滴,找到机会就会与朋友们分享。“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怨气都发出来。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他教诲我做人的基本原则,终身受用。”
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浙江大学教授)许钧把让傅雷译著更长远地走进大众影响大众看成是自己的使命。2008年,在傅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许钧参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在国家图书馆开幕的“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上,许钧应邀做了讲座;他牵头举办“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共同探讨傅雷的文化遗产……这份长达几十年的真挚情感也让许钧与傅雷家人成为了朋友。许钧第一次去傅雷次子傅敏家中做客,看到珍贵的傅雷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的手稿时,简直两眼发光。傅敏的夫人陈哲民女士特意戴上白色手套去楼下复印了3页手稿送给许钧。“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翻译的最终版本,是静态的一个结果。有了书稿,我们就能从初稿、修改稿到定稿的动态过程中,更好地研究傅雷为什么要这么翻译。”后来,傅雷家人还主动把另外的3份手稿复印给了许钧。从傅雷的笔迹、文本到精神世界,许钧感受到的是心的交流和心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