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

新文化运动吹起了一股新风，却吹不醒袁世凯逆潮流而动的“帝王梦”。从1913年8月镇压二次革命，到1914年初解散国会，再到年底出台《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把共和国变成“家天下”的野心逐步暴露出来。根据那部《大总统选举法》，总统可以无限制连任，可以不用改选，总统的继任者可由现任总统推荐三名候选人，届时交由现任总统指定的“大总统选举会”选举产生。这就是说，“世袭大总统”在制度上已可通行无阻，所差的只是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为了早日获得这个“皇帝”称号，袁世凯起用了前清官吏，恢复了封建官场礼仪，还重新参与祭孔、祭天等祭祀活动。他有意模仿昔日帝王的排场，为的就是给复辟帝制制造社会氛围。他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夺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

1915年夏天，袁世凯的称帝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回，先由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等人，打着“以筹一国之治安”的旗号，发起成立了“筹安会”，鼓吹中国必须实行帝制才能长治久安。在袁世凯政府的支持下，帝制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梁士诒等官员为了向上邀宠，筹集巨款，四处收买拉拢。一时间，“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是“乞丐请愿团”、“花界（妓女）请愿团”等五花八门的请愿团，在京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纷纷要求变更国体。在此基础上，梁士诒、杨度等人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帝制请愿团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以示恢复帝制是民意所向。

紧接着，参政院就决定以国民会议初选的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以决定国体。其实，这还是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所使的伎俩，那些所谓的“国民代表”多是袁世凯的亲信，没有谁真正代表老百姓。

果然，从10月28日起，各省新“当选”的国民代表分别举行大会。在袁世凯势力的操控下，各省很快就向北京发出了“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推戴书。12月11日上午，解决国体总开票紧锣密鼓地举行着。统计结果不言而喻：全国各省的国民代表全票赞成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就这样，“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一致通过了恭上袁世凯的总推戴书。

当天中午，袁世凯如愿接到了总推戴书，可他却假惺惺地表示，既然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他也没有异议，但是推戴他为皇帝，是要他背弃在民国初年拥护共和的誓言，这是不能答应的。于是，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这份推戴书称颂袁世凯有六大“功烈”，并表示现在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的誓词完全不必顾虑，还请袁世凯称帝。

戏份既然做足，袁世凯便不再推让。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并强调自己是出于爱国之心，顺应亿万人民的“民意”，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第二天，这位“无可奈何”才登基的新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此后，他大封朝臣，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忙得不亦乐乎。年底，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从1916年元旦起就是洪宪元年，袁世凯也成了洪宪帝。

正当袁世凯鬼迷心窍地做着皇帝梦时，他的倒行逆施也激起了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坚决抵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章，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建中华革命党，发动了驻沪海军“肇和”舰起义等，积极开展反袁武装斗争。蔡锷逃离北京，抵达云南，促成云南独立，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更是震动全国。在护国军英勇斗争的鼓舞下，贵州、广西先后宣告独立，各地反帝制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当时，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号称“北洋三杰”，除了王士珍，其余两人都对帝制持不满和消极抵制的态度，这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北洋将领。而曾许诺对袁世凯称帝不加干涉的日、英等国，也因局势变化，开始在外交上对袁世凯施压，催他退位。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皇帝只当了八十三天，就不得不在3月23日向全国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了。

然而，全国的反袁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各地纷纷竖起义旗，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独立，民意要求袁世凯下台，接受惩办。由天堂一下子跌入地狱的袁世凯无法接受如此打击，精神与身体迅速崩溃，1916年6月6日，他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