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张勋复辟失败后，中国的政局依然被军阀把持着，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转机。而此时的国际局势，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为了解决利益分割等问题，战胜国决定在巴黎的凡尔赛召开和会。

1919年的这场巴黎和会，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因为，最终决定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中国，如今已是战胜国。中国人民期待着收回被德国强占的中国领土和利益，期待着大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日本取代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与利益，这些在战后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然而，弱国无外交。美、英、法三国巨头，无视中国的正当利益，将德国以前在山东强占的各项权利转交给了日本。

5月1日和3日，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震惊国人。新闻报道说，和会即将拒绝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中国外交受挫是因为“卖国贼”的妥协退让。形势危急！

于是，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开会。会场上，同学们群情激昂，决意奋起反抗。法律系学生谢绍敏甚至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使会场气氛更显悲壮。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号召北京大专院校所有学生，第二天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让全世界都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

5月4日正是星期天，包括北大在内的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先后来到法政学校，准备游行。下午1点30分左右，三千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进行集会演讲。大家手执标语、旗帜，上写“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打倒卖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陆、章三人。原来，曹汝霖是当时的交通总长，在交涉《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在交涉《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而章宗祥则是现任的驻日公使。这三人被认定为亲日派代表，同学们觉得，他们负有出卖国家利益的重大罪责。

集会演讲结束后，大家又列队游行，经过中华门，来到棋盘街，打算赴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一路上，同学们向街边的百姓散发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等传单，呼吁社会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并称“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大家高呼口号，热血沸腾，只听一位女生高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感动得路人肃然而立，甚至潸然泪下。

终于，游行队伍来到了东交民巷西口，却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去找曹汝霖问罪！”“对，问他为什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

这真是一呼百应，大队学生很快退出了东交民巷，转而向北行进，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而来。

曹汝霖的住宅就在赵家楼2号。此时，他正在家中。听说游行队伍来了，他的头一下子涨了起来。赶忙下令大门紧闭，指示驻守的警察和宪兵，对同学们的任何要求拒不回应！

示威的人群愤怒了！大家向曹宅扔掷石块，想把曹汝霖逼出来。最后，五名身强体健的学生爬上墙头，跳入曹宅，从里面打开了前门，大批学生蜂拥而入。

曹汝霖见势不妙，匆忙藏进了一间箱子间，这才没被发现。而当时住在曹宅的章宗祥则慌不择路，躲到了地下锅炉室，被同学们抓住，一顿痛打。章宗祥叫苦不迭，不得不躺在地上装死了事。同学们仍不解恨，于是“乒乒乓乓”地捣毁曹宅器具，放火点燃了房子。警察随后赶到，逮捕了尚未离去的三十二名学生。然而，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再加上赵家楼的那把火，立时轰动了全京城。

第二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各地学生闻讯也相继行动，使这场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5月7日，北京政府无奈地释放了那三十二名学生。可到了18日，社会上又风传政府将委派新的教育总长，加强对各教育团体的管束，进而引发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第二天再次总罢课。

日本方面也感到了学生运动的影响，胁迫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政府在6月1日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接着便开始大规模地逮捕爱国学生。监狱人满为患，北大理科校舍被用作第二临时监狱，文科校舍也被军队包围。消息传到上海，6月5日上海开始罢市，进而激发工人的罢工斗争。五四运动的中心由此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学生爱国运动也变成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爱国运动。罢市、罢工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天津决定罢市的消息进一步震动了京城。

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并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在五四运动的作用下，北京政府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