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

攻占华北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步步趋紧，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发起成立。该会成员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救国会的爱国举动惹恼了急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上海警方根据当局指令，秘密非法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领袖，随后将他们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由于这七个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事件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但国民党政府非但拒不释放，还在1937年4月3日向七人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起诉书》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年过六旬的沈钧儒特意书写下“还我河山”的条幅，悬挂在狱室中以激励斗志。其他几位同样在狱中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学习、写作，从不懈怠。在狱中，沈钧儒写了好几首悲壮激昂的诗词。邹韬奋则陆续写出了《经历》、《萍中忆语》、《读书偶译》等著作。李公朴习字不辍，每日临摹《张黑女墓志》等。

开庭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大家都是前来一睹“七君子”的风采的，同时也想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势不妙，便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连当事人家属都不准进入法庭。沈钧儒等“被告”听说这一变更，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也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法院当局没料到会出现这种难堪场面，为了能正常开庭审理案件，只得答应了“被告”的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法庭。

在法庭上，面对审判官的百般刁难，“七君子”从容不迫、应对自若。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又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义正词严地答道：“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审判长愣了一愣，进而狡猾地追问道：“那么，你是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沈钧儒说：“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旁听席上发出一片掌声。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直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国民党的审判闹剧终于演不下去了，只能宣布退庭。

就在“七君子”受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已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又共同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甚至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要求与“七君子”一道坐牢。面对宋庆龄等人的义举，国民党政府真是既狼狈不堪又无可奈何。

很快，七七事变爆发了，在全民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终于在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正式宣布释放“七君子”。至此，历时半年多的七君子事件落下帷幕，而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激情已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