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人道主义思想是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相终始的。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见出历史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随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改变而获得不同的具体内容，起不同的作用。为着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所要涉及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一）资产阶级新兴阶段，即文艺复兴阶段，约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这是自然科学兴起的时期，是造形艺术在意大利达到高峰，戏剧文学在英国达到高峰的时期；
（二）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在哲学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交锋和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文艺上是新古典主义运动及其反响的时期；
（三）资产阶级由向外扩张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即十九世纪，这在哲学上是德国唯心主义和法国实证主义流行的时期，在文艺上是浪漫主义运动和现实主义运动相继出现的时期。
在三个阶段中，人道主义思想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里。它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哲学著作里。至于在文艺领域里，它主要地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具体形象里，可能还比在哲学领域里所表现的还更能显出它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但是它有如盐溶解在水里，饮水方知盐味，很难在盐水里搜求盐粒。例如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或是从雨果的诗集和小说集里摘录一些有关人道主义的片断，显然是要从一斑来窥全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们把论到的重点摆在文艺家的理论著作上。这样做，就难免有时要跨到哲学界里，例如蒙田、培根、帕斯卡尔、狄德罗、赫尔德等人历来就是既出现在哲学史也出现在文学史里的。此外，文艺理论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美学范围。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人道主义在不同阶段里的具体内容以及历史发展线索，同时对某些代表人物或代表思想顺带地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为什么近代资产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又以人道主义为其主要内容呢？
原来在文艺复兴以前，从公元四世纪起，在约莫一千多年中，即在封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统治欧洲的是基督教文化，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长期扎根很深的区域传播开来的：它一开始就以古典文化（被称为“邪教”文化）的敌对者出现，而对古典文化进行顽强的斗争和无情的摧残，企图把它连根拔掉。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古典文化的理想在大体上说来是人本主义（“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和现世主义（“最高的善”是现世的幸福生活）。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平均发展。它也信神，但是它的神是按照人的模样创造出来而且体现人的理想和愿望的。基督教文化则与此相反，它的基本内容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人类据说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以来，就犯了“原始罪孽”而失去了天国，人的现世生活永远是一种赎罪的过程，要想再回到天国，就得禁欲苦行，因为罪孽的根源就在肉体的要求或情欲，人世间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都是有罪的。这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禁欲的名义之下，对科学和哲学的追求也被认为对修行是有害的。宣传这种教义的罗马教会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或是攫取了世俗政权，或是与世俗政权狼狈为奸，在西方进行腐朽而残暴的统治，使人民长期处在被剥削和镇压的地位，处在穷困和愚昧的落后状态。
这种局面到了十三世纪左右开始在转变。这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的历史转变。关于这个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都已作过扼要的总结。文艺复兴所标志的就是这种经济基础以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由于掌握了地中海的航业和工商业中心，资产阶级首先在意大利登上了舞台，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也首先由意大利开始，而意大利也正是中世纪封建堡垒罗马教廷所在，新兴资产阶级要扩张它的势力，就得扫除横在它面前的封建统治和基督教会的障碍，所以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的。人道主义的提出也首先是针对基督教会和封建统治所宣扬的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的。
凡事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在它的新兴阶段，力量还是很薄弱，传统习惯势力还很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人道来对抗神道，人道主义在最初阶段还只取“人文主义”或古典学术研究的形式。在中世纪，唯一类型的学校是训练僧侣的学校，僧侣垄断了文化教育；唯一类型的学科是神学，神学吞并了一切哲学和科学。到了十二三世纪，由于资产阶级已渐露萌芽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世俗性的学校开始出现，神学仍然是主要科目，但于“神学学科”（Studia Divina）之外，添设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人文学科的内容就是希腊罗马古典各科学术（包括文学、哲学、历史乃至于科学技术），因为在这些科目方面，他们只有希腊罗马的遗产可利用。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个名词（Humanism）就是这样起来的，它原来所指的只是人文学科实即古典学术的研究。
“人文主义”在表面上只标志一种学科，在实际上就已含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意义。首先，人文学科打破了神学学科的垄断，在学术领域里，在神之外，人也占领了一分地位。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其次，人文学科所代表的古典学术文化，如上文所述，是和基督教文化处于尖锐对立地位的，现在居然能和基督教文化平分秋色，这也就说明了基督教文化势力的下降和古典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势力的回升。原先基督教为着夺取统治地位，曾经竭力消灭古典文化，现在新兴资产阶级为着反对基督教会和它所支援的封建制度，又乞援于基督教先前所赶走的敌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人道主义既然取得了和神道主义并立的地位，那么谁战胜谁的问题就出来了。按照矛盾发展的规律，新的进步的力量总是逐渐由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至终于达到胜利的解决。
但是，这个过程总是长久而曲折的。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在起始阶段还是打着宗教旗帜来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思想经常充满着矛盾。文艺复兴的最大的先驱是但丁。他在《神曲》里把许多基督教的教皇和大主教都打下地狱，让他所笃爱的罗马“邪教”诗人维吉尔做向导，引他游地狱和净界，让他幼年所钟情的贝雅特里齐做向导，引他游天堂，很鲜明地表现出他对基督教会的仇恨，对古典文化的爱好，对禁欲主义的否定以及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但是他的理想国毕竟是天堂，他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毕竟是对天国光辉的观照，而《神曲》的大部分思想基础毕竟还是圣托马斯的神学体系。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意大利第二个大诗人彼特拉克身上。他是近代爱情诗的始祖，古典学术研究的先驱，而且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劳拉的热爱，和但丁对于贝雅特里齐的热爱一样，在西方至今传为佳话，他也和但丁一样，要在学术和事功上博得不朽的荣誉。他自道心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从这里我们听到了“第一个近代人”（法国史学家洛南Renan对彼特拉克的评语）的声音，也可以体会到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人道主义，其中有强烈的反禁欲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影响之下，彼特拉克也有时为自己追求“凡人的幸福”（爱情与荣誉）而感到不安。他的《秘密》一篇对话对了解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很有启发性的。在他自己和圣奥古斯丁反复辩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不同时代在人生理想方面的尖锐对立，也可以看出彼特拉克的内心矛盾。他仿佛感觉到圣奥古斯丁比自己还更有理。
哲学史家们（例如文德尔邦）往往把文艺复兴分为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两个阶段，在人文主义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重新发现到久已失去的古希腊罗马世界，这对于他们还是一个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精神解放的作用。但是远较重要的是十五六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一个新天体，接着科学和技术各个领域都开始突飞猛进，这些成就不但替新兴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精神视野。他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界的丰富宝藏和无限潜能，也开始认识到人自己的巨大威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在一千多年酣梦之后，一觉醒过来，人就造成了那么多的奇迹。这就激发了他们向四方八面去探险的雄心壮志，但丁、彼特拉克和达·芬奇所醉心的“荣誉”就表现出当时人对自己的尊严感。“巨人时代”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气氛中形成的。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是一种“暴发户”，暴发户从来是满怀信心，勇于进取的。人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束缚自己，人就要求全面发展自己，“完全人”的理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由于自然科学的进展，人发现自己要打交道的是自然而不是神，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词，“自然”往往代替了“神”，他用“人是‘第二自然’”一句含义深刻的话来表达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是造物主，人也是造物主，人创造事物，要学习自然那样创造事物，这也就是说，要掌握自然的规律。培根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明白：“人对事物的统治只有建立在技艺和科学的基础上，因为要控制自然，只有通过服从自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又说：“知识就是力量。”由于他们认识到要控制自然就要认识自然，所以他们特别看重知识。趁便地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阶层，这也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知识的无限潜能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根据这个新发现去瞭望未来，他们在幻想中建立了许多光景美好的乌托邦，比较显著的例子是达·芬奇的《预言》、摩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些乌托邦代表进步的资产阶级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或则毋宁说空想。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人类将逐渐进步，而进步的途径是“人凭科学知识和理性去自觉地征服自然”这个大原则，这就为近代西方工业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顽强的乐观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已开始暴露出它的先天的病象，而这病象也反映在这时期哲学和文艺著作中。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联系了”。这种情况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剧里已清楚地反映了出来。金钱成了上帝，它可以把社会中一切都弄得颠倒错乱，不近情理。金钱统治了人，人在金钱面前显得是受摆弄的玩具，这种情况在一般不轻易流露主观情感的莎士比亚的心上也投下了一层悲观厌世的阴影，这表现在他的第六十六首商籁里，他历数人间不平事，感到厌倦竟祈求“安静的死”，这也表现在《哈姆雷特》对人的礼赞里，在以高度热情赞扬人是“宇宙精华！万物的灵长！”之后，陡然宣布这种从“泥土提炼出来的玩意儿”“不能使他欢喜”。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大画家米开朗琪罗身上。人的形象不能比出现在西斯廷教堂壁画上的还更雄伟庄严，但是他们的神色毕竟像隐藏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而米开朗琪罗的诗歌和信札所揭露的也是一颗寂寞的不宁静的心。对人的尊严的认识并不能使这时期的人觉得做人完全是幸福，这就足以见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的深刻矛盾。
对爱情的歌颂、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以及对科学与理性的赞扬，在文艺复兴早期原带有反对基督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愚民政策的进步性质，但是到了晚期，情况就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拿蒙田为例来说明。社会现实证明了科学与理性并不是万能，这就使蒙田反躬自问：“我究竟知道什么？”人的见解是那样分歧，绝对的真理仿佛是难以捉摸的，于是他就走到怀疑论。人仿佛只有提问题而没有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根本性的问题就无庸深究，可以不了了之。但是蒙田并没有因此走到悲观主义，他逃避到个人享乐主义里去了，他宣布：“我爱生活”，“我心甘意愿地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自然替我做出来的东西”，知道怎样忠诚地享受生活，这就是绝对的也是神圣的完美”。我们几乎可以说，蒙田已在培育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萌芽了。趁此我们也可以回顾这个时期的另一部文学杰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主要是一部讽刺封建时代骑士风的作品，同时也突出地描绘了两种典型人物，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随从。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总之，在文艺复兴阶段，人道主义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而提出的，针对着基督教的神道，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人道，针对着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它肯定了现世幸福生活，特别歌颂爱情和荣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认识到人就是“第二自然”或“第二造物主”，“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就提高了人的尊严感以及人能凭科学知识去控制自然的信心。这一点是当时人道主义最积极的贡献。但是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显出金钱的邪恶势力以及剥削制度所必然带来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在文艺复兴后期就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上添上一点悲观怀疑的低音，而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也开始流为个人享乐主义。后来的一些政治革命的口号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随着近代国家的成立以及宗教改革中新教国家对教廷的反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开始出现了。
文艺复兴时代对研究自然和征服自然所表现的信心和热情到十七世纪才开始收到真正的效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所列举的牛顿、笛卡儿、开普勒、莱布尼茨诸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十七世纪完成的。十七八世纪欧洲在文化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是法国，而在经济方面占领导地位的却是英国。英国自从击溃了西班牙的“无畏舰队”以后，就掌握了海上霸权，攫取了新大陆和东印度的大部分市场，因而扩大了资本积累。这两个因素——殖民和贸易的扩张以及自然科学的进展——推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场的生产，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这种产业革命在英国就已基本完成。那是个“自由竞争”、强者生存的时代，欧洲其他各国为着生存，就不得不随着英国急起直追。因此，十七八世纪在西方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开始起激烈变革的时代。
生产力的扩大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日益显出生产关系的不适应，须作出相应的调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日渐雄厚了，就有可能与必要向封建领主夺取政权。因此在这两百年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是1649年英国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清教徒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经挫折，以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的妥协局面而告终，其次是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振动了全体欧洲人心，冲击到欧洲的整个政局，尽管它最终仍归于失败。第三是比法国革命略早的1761—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果美国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政体的国家。这些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以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它们照例都以建立“全民政府”为名，实行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专政，获利当权的是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还是处于受压迫的无权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地位。
在哲学方面十七八世纪是近代唯物主义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的推动力来自自然科学。但是这种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残余，因而是充满着矛盾的。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找到了两套法宝：一是理性，一是经验，在当时这两套法宝在运用上还是统一的，这从达·芬奇的一句名言里可以看出：
经验，这位在丰富的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翻译者，教导我们说：这个自然在受制于必然的凡人中间所造成的东西上面，只能按照它的舵手理性所教给它的方法去进行工作。
到了十七世纪，这两套法宝便拆成两橛，成为彼此对立的东西，因而形成当时哲学界的两大派别，大陆法、德两国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理性派相信人生来就有先天的理性观念，他要认识世界，首先就要靠这些理性观念。经验派否认人有所谓先天观念，认为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总结，感性经验是人的一切认识因而也是一切实践的基础。从此可见，理性主义从中世纪先验派哲学继承过来的东西较多，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得力于自然科学的较多，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到了十八世纪，在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之下，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们”逐渐发展出“人是机器而思想是人脑的物质运动的一整套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值得在这里特别一提的是这两派哲学家们都开始把人作为一个主要对象来研究，单看一些哲学名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笛卡儿的《论情欲》，霍布斯的《论人性》，洛克的《论人的知解力》，休谟的《论人性》和《论人的知解力》，莱布尼茨的《人的知解力新论》、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爱尔维修的《论人心》和《论人》等等，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此外还有许多虽没有标出人而实在是论人的著作，例如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维柯的《新科学》，等等。这时期的哲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是普遍人性论的信徒，而他们对于人性的研究大半都还是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观点出发，更着重的是人的动物性方面。
在文艺方面，十七八世纪先后有两个主要潮流：一个是法国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布瓦洛等人所领导的新古典主义运动，一个是启蒙运动者狄德罗和莱辛等人所领导的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反抗，其结果为浪漫运动作了准备。这两个潮流都是与当时政治和一般文化思想密切相结合的。新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法国反映出大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联盟以及路易十四政府的中央集权。它企图复活希腊罗马戏剧的庄严形式和谨严技巧，来描绘宫廷的堂皇富丽的排场与伟大人物的伟大事迹，以便投合当时宫廷所特有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趣味，它的思想基础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要求文艺只反映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并且企图把古典作家的经验定为后人必须遵行的法则。它是一种宫廷文艺，虽然也表现出一些资产阶级的人生理想，主要还是封建性的。启蒙运动者代表上升的资产阶级，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资产阶级人物理想，更好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对新古典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要求文艺在题材方面较结合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在形式方面较自然而且较自由，在语言方面较接近人民大众。他们也还崇奉理性，但是更强调情感和想象。他们所要追随的是英国市民戏剧和感伤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原来英国资产阶级在这些方面较先进，英国十七世纪的最大诗人是弥尔顿，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弥尔顿与上述第一个潮流大致同时，但是在倾向上却更近于第二个潮流。他运用古典文学的形式，处理基督教的题材，来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所以在德国启蒙运动初期，他成为革新派的一面旗帜。总起来看，十七八世纪欧洲文艺处在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争取地盘的局面，启蒙运动在文艺领域和在哲学领域一样，也还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既已粗略地介绍了十七八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艺的一般情况，现在就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启蒙哲学家们所强调的“理性”，以及法国革命中颁布的《人权宣言》里所要求的“人权”“自由”和“平等”。
“理性”是一个较早的概念，从文艺复兴以来，它一直就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反教会的一种思想武器，不过作为一个明确的口号而被提出，是在十七八世纪。“理性”据说是普遍人性中的普遍人性论。依普遍人性论，人作为人，不管时代、地区、民族和阶级的区别，都有一种普遍永恒的本性。这种本性在西文中叫作“自然”（nature），“自然”这一词在西文中比在汉语中涵义较广，它包括外在的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两方面。自然是被看作和社会文化对立的，一切由社会文化影响在人身上形成的性质都不属自然本性范围，它们是随时随地改变的，而自然本性却是固定不变的。在文艺方面，古典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都特别强调人的普遍性，他们的“艺术模仿自然”的口号往往是作为“艺术模仿人性”来理解的，艺术作品描绘出普遍的人性，才算创造出典型性格，这种基本思想在我们所选的布瓦洛、约翰逊和雷诺兹等人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出。在哲学方面，面对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迫切问题，英国经验主义者和法国启蒙运动者都特别关心国家和政府的起源问题，从霍布斯和洛克到卢梭都认为政府起于人民之间的协议或契约，既经协议而成立政府，人就脱离了“自然状态”。这究竟是好是坏呢？这就涉及“自然状态”的好坏问题，也就涉及人性善恶问题。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人吃人的状态，人生来是自私的，为着保证大家的安全，自然人才成立契约，听命于一个君主，因此就放弃了个人自由。这是君主专制的辩护。卢梭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的黄金时代，人性本是善的，人之变坏，是由于文化的腐蚀，政府是人民为着应付实际需要经过立契约而成立的，它的权力来自人民，等到它不称职时，人民就可以把委托给它的权力收回。这是民主革命的辩护。卢梭因厌恶近代文化而号召“回到自然”，这个口号有回到人的原始状态的意义，也有回到自然人的纯朴本性的意义。
从此可见，当时思想家们的政治观点是和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分不开的。人性究竟是什么呢？经验主义派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观点来研究人，认为人性的基本因素是感性因素（包括感觉和“情欲”），在霍布斯和博克的心目中，最基本的人性最后归结到动物性，或本能的生理要求，例如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类要求，这是一切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观点而抽象地看人性的人们都必然要达到的结论。不过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至少在人性这个问题上，还是理性主义，所以十八世纪在欧洲有“理性时代”的称号。对理性的崇拜本来有反封建反教会的一面，但也有基督教神学残余的一面。原来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派哲学家们就早已强调理性，在他们看，理性并不是根据感官经验和实践活动培养起来的，而是上帝授予人类的一种先天先验的功能。上帝是理性的源泉，在创造人时就以自己的特性中一部分分配给人。十八世纪哲学家们从中世纪经验派的思想武库里拾得“理性”这个法宝，虽然不再是用来证明人对神的依存，而是用来证明自己的认识和行为的正确性，但是对理性的先天先验性质的理解却根本没有改变，既然是“天赋的”，先天先验的，理性就成为脱离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一种抽象的独立的存在，它至多只能是人的一种主观认识能力，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并不是万无一失而是错误百出的。单凭这种叫作“理性”的主观认识能力来调整和改变社会关系，结果总不免是错误或欺骗，恩格斯在谈到启蒙运动者所宣扬的理性时，曾作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人的头脑以及头脑通过思维所发现的原则，要成为一切人的行动与社会关系的基础，然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与这些原则相矛盾的现实，事实上是被从头到底颠倒了”；他们的“理性的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而在这种“理性王国”里“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富裕的寄生者和劳动的贫穷者之间的对立”，这就很难说是符合理性的了。
从此可见，十七八世纪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对于理性的宣扬是和他们那个阶级的政治观点分不开的。这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人权”的理解上，人权是对神权而言的，神权说是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据说专制君主的权力是由上帝通过教皇授予的而不是人民授予的，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丁·路德虽然进行了宗教改革，却再度批准了这种神权说，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国王的护身符。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要求由更多的人分享政权，于是提出人权说来对抗神权说，这比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提出人道主义来对抗神道主义，还具有更重要的革命意义，因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已由一般思想阵线转到政治方面了。究竟什么是人权呢？从法国革命中两次《人权宣言》都可以看出，“这些权利就是平等、自由、安全与财产”（1893年《人权宣言》第二条）。人权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两次宣言都说人权是人“按其本性”生而就有的“自然的权利”，所以它毕竟和神权一样是“天赋”的或上帝授予的。两次《人权宣言》都一开始“就在主宰（即上帝）面前”发誓，这就足以说明人权说的宗教联系。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更清楚：“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与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平等”这个概念是欧洲原来没有的，完全是从基督教那里借来的，不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改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自由”的概念来源则比较复杂，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自由”是从奴隶社会就已有之，凡是不处在奴隶地位的叫作“自由民”，十八世纪也有些思想家不顾古代社会中奴隶处于绝对大多数的事实，而对少数奴隶主和自由民所享受的自由深为向往，例如休谟在《艺术与科学的兴起和进展》一文里以及温克尔曼在《古代造形艺术史》里都把雅典学术与艺术的繁荣归功于雅典政治的自由，足见他们所理解的政治自由是仅限于少数人的剥削的自由。等到中世纪基督教发展出一套神学以后，“自由”又具有一种宗教的意义，那就是意志的自由。在十七世纪法国，意志自由成为扬生教派和耶稣学会教派大争辩中的主要问题，前一派主张人在行动上趋善避恶是由“神恩”的指导，而后一派则以为人凭自由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场争论并不限于神学领域，在哲学领域也进行得很热烈。在资产阶级工商业发达以后，“自由”又获得一种经济的意义，那就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资产阶级革命中所标榜的自由是有这三种性质的，例如在弥尔顿的心目中，宗教意义的自由（即他所谓“理性的自由”）与政治意义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性的自由或意志的自由才能保证政治的自由。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来看，上述三个意义之中主要的还是经济的意义，自由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主要还是自由竞争（包括自由剥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1891年的《人权宣言》第一条说：“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后一句话替贫富的悬殊和阶级的差别作了辩护，无异于否定了前一句。也就等于说人在原则上是自由平等的，在实施上自由平等的享受可以有差别。这个宣言的第十七条明白规定：“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说明了当时资产阶级要保障人权，主要还是要保障私有制，私有制的存在就不可能导致全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当时在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为着要争取全体人民的支援，不得不提出“平等”“自由”这些响亮的口号来，实际上是假借全民的名义，来追求一个阶级的统治权，以一种剥削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这中间带有欺骗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人权、自由、平等和理性这些口号毕竟起了促进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所以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这些内容毕竟推动了历史前进。
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发展，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哲学和一般文化思想以及文艺方面，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这种情况反映出资产阶级在巩固和扩张势力的时期，就已开始在分化和瓦解了。
十七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彻底的，所以都不完全是成功的。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政局的骚乱主要起于对法国革命的反响，拿破仑执政以后，一方面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东征西讨中推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现存秩序，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理想，另一方面则在国内导致帝制复辟，在国际招致以英国为首的反动集团对法国的围剿以及稍后以奥国为首的神圣同盟对各国民主革命的镇压。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及失败标志着民主力量的进展，但同时也标志着它的不成熟。封建残余势力在这个时期里始终没有得到肃清，还勾结大资产阶级而苟延残喘，同时，作为工业革命与垄断资本主义所形成的直接后果，农村破产，人口日渐集中到城市，财产日渐集中到少数财阀手里，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日益穷困。这就造成了要求进一步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成为主要矛盾了，这表现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四十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五十年代前后的俄国农民解放运动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总之，这个时期的阶级关系是复杂的，阶级矛盾是日益尖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着挽救危机，有时施行残酷的镇压，有时被迫采取一些点点滴滴的改良措施。这些情况在当时文艺作品里获得了生动的反映。
十九世纪的文艺流派是复杂的，但主要的只有两个：浪漫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浪漫派运动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德两国就已开始，它的活跃时期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它是法国大革命所表现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反映，积极浪漫主义反映上升资产阶级对个性解放的进一步要求以及民族独立自由与繁荣的愿望，消极浪漫主义则反映社会矛盾进一步的尖锐化以及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的畏惧与厌恶。从文艺流派本身的演变来看，浪漫运动是作为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它反对新古典主义片面强调理性，要求把感情和想象提到首位。它反对新古典主义清规戒律，要求打破一切束缚，采取比较自由与自然的表达形式；它反对新古典主义强调模仿古典，要求信任天才，并且更多地向民间文学学习。浪漫主义文艺的哲学基础是康德、席勒和费希特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法国革命在德国思想家心里的反映。他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准备不够，所以失败，因此，他们把资产阶级所崇奉的“自由”由政治领域搬到思维领域，企图证明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他们的词汇里，“自由”变成道德意志的行使（康德），或是自在自为的（自觉的）存在（黑格尔）。他们把人提到精神发展的顶峰（黑格尔），把人的心灵提到客观世界的造物主的地位（康德）。人的尊严感提高了，但是提得最高的是个人的“自我”尊严感。浪漫主义文艺一般也把个人的“自我”提到超越一切的地位，所以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主观性，它的主要成就是在抒情诗方面。
现实主义运动是在三十年代以后，作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抗，约莫同时在英法俄等国出现的。现实主义最反对的是浪漫主义过分侧重主观幻想和抒情的倾向，因为民主革命的形势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观幻想和感伤情调容易使人脱离社会现实，麻痹革命斗争的意志。为着促进民主革命，有必要对现实的丑恶现象进行赤裸裸的揭露，来提高人们的认识，激发人们的义愤，所以现实主义要求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在法国，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和泰纳运用实证主义于文艺领域的自然主义的美学理论。实证主义强调科学要凭观察的实验，从现象界事实中找出规律来，“事实”这一词是特别受到看重的，不过它是作为浮面的现象来理解的，因为孔德认为事物的本质，终极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不可知的，所谓“规律”只是现象事实之间的并存和承续的关系，不涉及本质和因果的内在联系。孔德认为只是对并存和承续的关系的认识就可以指导实践，至于本质和因果的内在联系不但不可知，而且对目前行动也无补，就用不着深究，所以实证主义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的拼凑。孔德在政治见解上是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维护者，阶级调和论者，并且要用“人道”（humanité）这个“伟大的存在”代替上帝，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这种“人道教”要“以爱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很显然，孔德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理想的代言人。文艺批评家泰纳接受了这种实证哲学而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和遗传对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在孔德和泰纳的影响之下，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们号召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应用于文艺领域，提出“不动情感”，“要证据”乃至于“实验”之类口号，现实主义在这个时期大半是批判性的，它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但是提不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来，所提出的不过是通过文化教育来改变人心，在政治上作点改良。法国现实主义由于以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始终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就连它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关于自然环境的过分烦琐的细节描写也往往使人感到腻味。这就足以说明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们没有能把文艺结合到民主革命运动中去，否则他们就不会对一些表面现象那样感觉兴趣。现实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就比较健康，因为从果戈里到托尔斯泰，它始终是和农民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更富于现实生活气息，比较能从现象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创造出一些个性鲜明的典型，特别是“小人物”的典型。在西欧，无论是浪漫主义派，还是现实主义派，都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宣扬者。而俄国现实主义者却始终对“纯艺术”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评论里。
十九世纪西方各派文艺作品里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哪些突出的独特的内容呢？主要的是两个表面上像是彼此对立的因素：博爱主义和个人主义，其中以个人主义为最本质的因素。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是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现在分述如下：
先说博爱主义，在十八世纪英国经验派休谟和博克等人的论著里，文艺表现同情的观点，已开始出现，而“同情”是作为人的生性中一种普照品质或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来理解的。在同时期的英国感伤派诗人和小说家们的作品里（例如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斐尔德的牧师》和《荒村》），对工业革命后农村衰败现象以及穷苦人的不幸遭遇的同情也往往与感伤情调糅合在一起。但是“博爱”还没有成为十八世纪文艺的一种主要的主题思想。《人权宣言》还只提到“自由”和“平等”，只是在国旗上和公共纪念坊上嵌上“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法文字，于是“博爱”就成为法国革命的三大口号之一。“博爱”在法文中原是Fraternité，本义是“兄弟般的友爱”，它可以是狭义的，只指某一集团或阶级成员之间的友谊，也可以是广义的，指对一切人，无分敌我，都一视同仁。如果取广义，博爱就来自基督教的一条教义：凡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彼此都是兄弟姊妹。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博爱”都是按照这条基督教义来理解的。因此，“人道主义”这一词获得了它本来所没有的而且本来应该和它区别开来的一个新的涵义，“人道主义”（Humanism）转化成了“慈善性的博爱主义”（Humanitarianism）。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仿佛是一种历史的嘲讽：本来用来反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现在却从基督教的武库里拿取“博爱”（加上“平等”）这个武器来保卫自己，基督教就因此借敌人之尸而还魂了。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原来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内部日益分化，互相竞争，互相倾轧，互相吞并，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日益穷困，社会上罪恶现象日益猖獗，劳资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资产阶级文艺作家们才挂起“博爱”这面幌子，作为缓和阶级斗争的武器。流行的论调是这样：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宁是由于劳资的纠纷，而劳资的纠纷又由于劳方和资方一样，都太自私，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对方的利益，要医治自私，只有博爱这一剂万宝灵应丹。这种阶级调和的愿望在华兹华斯、狄更斯、雨果、乔治·桑、左拉，以及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和言论里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了。
从“博爱”这副西洋镜里，资产阶级诗人们望见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幻景，雪莱瞭望到单凭爱的威力，阶级就会消灭，人类就会大同：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帝的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人类从此一切平等，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
每个人都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
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
丁尼生也瞭望到战争消灭的“世界大家庭”：
于是战鼓不再轰鸣，战旗也都卷起，
放在人类的议会厅里，全世界的联盟里。
和平主义的幌子也是在“博爱”的名义下竖起来的。这在雨果的《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的演讲词》里表现得更清楚。十九世纪是殖民扩张的鼎盛时代，也是基督教各教派在“落后地区”的传教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博爱”成了传教士的敲门砖，也成了殖民主义者的遮羞布。他们据说都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文化带给落后的民族。于是“博爱”就带有慈善恩施的意味了。
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已拆穿了“博爱”这副西洋镜，单拿种族歧视为例就可以揭露它的欺骗性，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贩卖黑奴的交易就一直在进行着，奴隶问题在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里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尖锐的问题。奴隶战争造成美国南北的分裂。在十八九世纪美国政治家的言论里和文学家的作品里，奴隶买卖和种族歧视一直是众所关心的主题。从杰弗逊、富兰克林和林肯一直到斯陀夫人（《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作者），马克·吐温和惠特曼，没有一个人不曾以“博爱”的名义，替黑人所受到的无人道的虐待鸣不平，话说起来往往是雄辩滔滔，娓娓动听的。1854年林肯在伊利诺州的演说里，说他“痛恨奴隶制”，原因之一是奴隶制“使我们美国共和政体的典范在世界上丧失它的正义的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能振振有词地辱骂我们是些伪君子”，足见“博爱”的幌子在当时就已被人看穿了，但是林肯所担心的那种不光彩的局面至今还未改变，类似的话又从肯尼迪的口里说了出来，尽管美国担忧被人骂作伪君子的老爷们已经洒了一百多年的鳄鱼之泪。法国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时才觉悟到一个真理，高呼道：“自由呀，自由呀！世间许多罪恶行为都是在你的名义下进行的！”“博爱”这尊菩萨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十九世纪文艺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内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像是和博爱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何以它们又结合在一起呢？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道沁和穆勒等人早已一语道破了此中秘密：利己主义（Egoism）是利他主义（Altruism，也有译作“博爱主义”）的根源，利人正是为利己（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类似的论调）。这就是说，博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手段，博爱主义是挂的羊头，个人主义是卖的狗肉。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成了资产阶级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个人主义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为着反封建反教会而要求个性的解放与扩张，虽已隐含个人主义的萌芽，但尚未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在十七八世纪，个人主义在个别文艺作品中渐露头角，例如《鲁滨孙漂流记》表现出个人独立奋斗的精神，《拉摩的侄儿》揭露了在金钱统治之下个人对社会道德的蔑视，感伤派的诗歌和小说显现出作家对个人主义情感的留恋。但是总的说来，个人主义思想在十七八世纪西方文艺作品里还不是一个突出的因素。新古典主义者所强调的是普遍人性，反对文艺反映个别现象，而且他们所标榜的理性也与个人主义不相容。如果追究阶级根源，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时期，还认识到阶级内部团结是胜利的保障，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还较紧密，个人还能感觉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利益。在对封建势力进行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成员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等到十九世纪，这种情况就有了急遽的转变。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了，势力已经巩固了，阶级内部就日渐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方式把个人固定在窄狭的岗位范围，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的方式造成人与人互相欺凌、互相倾轧的局势。这一切因素都使得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日渐削弱以至于完全破坏。个人脱离了社会，而且把社会看成是与自己对立的。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出现在文艺领域。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大半既厌恶社会而又没有勇气投入改革社会斗争，于是像龟一样把头缩进自己的壳里，在幻想里把“自我”放大到超越一切，来享受阿Q式的精神胜利。
这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想首先集中地表现在德国唯心哲学里。全部德国唯心哲学史都可以看作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史，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到对文艺影响特别深刻的两个人：一个是十九世纪初的消极浪漫派的发言人弗列德里希·施莱格尔，一个是十九世纪末宣扬“超人”哲学的尼采。施莱格尔发挥费希特哲学中“自我”创造“非自我”（客观世界）的思想，提出所谓“浪漫式的滑稽态度”说，作为消极浪漫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理论，艺术家的“自我”是绝对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创造形象，也可以自由地消灭他所创造的形象，就在这种活动中实现他的自我，这种情况颇类似顽皮的孩子在沙滩上筑起沙堤来，随即把它毁掉，来让自己开心。黑格尔曾就这种滑稽态度作了一番很简赅的说明：“一个滑稽的艺术家在生活中所表现的这种巧妙本领就被了解成为一种神人似的神通广大，对于这种神通广大，一切事物都只是一种无实体的创造品，而自知不受一切事物拘束的创造者却不受这种创造品的约束，因为他能创造它，也能消灭它”；“它就是自我集中于自我本身，对于这自我，一切约束都撕破了，他只愿在自我欣赏的福境中生活着”。尽管黑格尔对这种不严肃的态度作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它却被消极浪漫主义者奉为他们的基本信条。个人脱离社会而自禁于“自我”中被视为一种美德和艺术的神髓。
尼采把人的“追求权力的意志”看作维持生命的必需条件。“按照生命的概念，有生命就要有生长，生命必须扩大它的权力，必须为自己攫取新的权力”。因此，尼采把爱、同情、德行以及过去被认为善良品质的一切都列为“奴隶的道德”，而他所要建立的则是“主子的道德”，其中包括强权和暴力，勇敢乃至于狡猾和残酷，具有这些“主子的道德”的就是“超人”。很显然，这种“超人”哲学是个人主义思想的极端发展，是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中弱肉强食的现实情况的反映，也是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到了尼采，人道主义发展到它自己的对立面：反人道主义。
施莱格尔和尼采两人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前后两期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广泛流行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而且对文艺都发生过深广的影响。在文艺领域本身，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它首先表现于文艺作品中一些顽强的个人主义的人物性格，例如斯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巴尔扎克的《驴皮记》里的瓦仑丹和《幻灭》中的吕西安，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的匹普，爱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希斯克立夫，以及易卜生所写的娜拉和赫达·盖伯勒之类叛逆的女性。其次，它也表现于一些作家的理论方面的著作，例如由戈蒂耶首先提出而在十九世纪后期弥漫一世的“为艺术而艺术”，把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不恰当高度的卡莱尔的英雄主义以及王尔德所宣扬的以发展个人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
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必然走到悲观主义，而悲观主义的直接后果也必然是颓废主义。以个人主义哲学闻名的麦克斯·施蒂尔纳在他的《个人和他的财产》（1845）里曾经说过，“我（也要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像上帝一样，是一切其他事物的空无，我是我的一切，我是唯一的人。……我既然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这唯一的人身上，那就是放在无常的东西上面，放在可死的自我创造者和自我毁灭者的身上，我敢说：
“我把我的大事放在空无上！”
这是呓语，但含有真理，孤立的个人是一个抽象物，一种“空无”，是不会有生活和生活乐味的，他创造了自己，也就必然要毁灭自己。尼采是“超人”哲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典型代表，这并不是一种偶合，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般都是充满热情与信心的，启蒙运动的人都有一个乐观主义的信条，叫作人类的“可完善化”（Perfectibilité），即人类的无穷进步。只有十九世纪的人才丧失了对社会和人生的信心，在十九世纪初，维特式的“顾影自怜”和拜伦式的倨傲慢世就已成为青年人争着模仿的时髦姿态。这时期的抒情诗很少不是哀声叹气的，法国消极浪漫派诗人维尼是个典型的代表，读他的诗篇，你会感到稀罕，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沉忧隐痛！对于他，过生活只是坐监牢，服满了刑期就死去，犯了什么罪，连自己也不知道。他倒得到了一条经验：
没有任何希望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抱有希望是我们最大的疯狂行为。
他宣布，“我爱人类的庄严的痛苦”，无希望反而可喜，痛苦成为可爱的庄严景象，这里就可以见出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的密切联系了。这种心情在西方有“世纪病”（mal du siècle）之称，足见它是十九世纪的一种特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逐渐加深，“世纪病”也就愈趋严重，在文艺中这种颓废心情的典型的表现是德国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英国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之类小说以及法国波德莱尔的《罪恶之花》、魏尔伦的《无题浪漫曲》和兰波的《乌鸦》和《醉舟》之类象征主义的诗，还有一些作家在早期还表现出一些积极的因素，到晚期就落到悲观主义，易卜生就是一个著例。总之，在十九世纪西方文艺作品中，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蓬勃的朝气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那种健康爽朗的精神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它们在揭露社会病象、创造典型人物和推进诗歌小说的技巧上都有超过前代的成就。
从以上的粗略叙述中可以看出，人道主义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所经历过的发展过程中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起过不同的作用，因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而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和现世幸福生活的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能借以认识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思想。到了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强大，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人道主义就由一般文化思想战线上转而集中到政治战线上，于是人权、自由、平等和理性这些概念成为它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改变了剥削方式而没有改变剥削制度，想以一个阶级代表全民说话，所以自由平等之类概念仍有它们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但是这些思想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基本上还是进步的。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获得了或巩固了政权，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于是人道主义一方面转化为博爱主义，作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人道主义到此就演变成为它的对立面：反人道主义，因此也就变成极端反动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更变本加厉。
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忘记，上面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人道主义到了十九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由形成而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由反封建的武器变成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之下，却大肆宣扬人道主义，甚至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同起来。资产阶级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是为着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现代修正主义却窃取这面幌子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资产阶级企图以一个阶级来代替全民，而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以全民来淹没无产阶级，所以它的用心更为毒辣，它只能导致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这是资产阶级势力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历史的车轮将会把现代修正主义和它所向往的资本主义一齐碾得粉碎。